天津：优先入住公办养老机构 困难劳模住院有补贴

而这样的动力不可能来自于远离土地的中央政府，只能来自于生活于土地之上、与之利益攸关的居民和对之进行管理的地方基层政府。

与之相比，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范畴则要宽泛一些，我们这样说在理论上也是成立的，因为合理性审查的深度和范围要比合法性审查的深度和范围更加深刻一些。换言之，其并没有在行政诉讼之外审查行政成本的主体资格。

行政过程是指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和进行行政执法的整个行为序列。上列判决类型在处理行政行为与私权的关系时是比较周全的，既包括了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情况下的撤销，也包括了行政行为在合法情况下的维持，还包括了行政处罚在不当情况下的变更等。出处:《法学评论》2011年第4期 进入专题： 司法审查 行政成本 。行政权力大多设定于行政实体法之中，或者行政组织法之中，或者部门行政管理法之中，行政权力有投入与产出的成本分析基础。三是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的原则。

[19]如《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上海市政府2010年1月11日第67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第6条规定：（制定主体）下列行政机关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一）市、区（县）和镇（乡）人民政府。第三，促使行政权理性化的价值。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对公民拒绝权给予了相当广泛的承认，其设定的标准有别于重大明显违法这一通常所理解的无效行政行为构成要件。

在处理行政违法行为效力的问题时，宪法权利、普通法原则以及联邦和州的立法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法律渊源。且不说中国多部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拒绝权，就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公民抗拒行政违法行为的举动本身也存在于法治秩序的框架内。尽管如此，法院从未声称或者暗示该决定属于明显错误。[50]上述观点对中国建构公民拒绝权理论和解决实际纠纷有启示作用。

例如有论者提出，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所作的行政行为、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所作的行政处罚都属无效[78]，基于明显错误的事实认定而作出的行政行为也属无效[79]，当事人有权拒绝。（一）关于行政行为无效的规定目前法律对行政行为无效的具体情形缺乏系统规定，不同条文在不同含义上使用无效的概念。

[36]关于英国法的讨论，参见W. Wade＆C.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8th ed.），pp. 287-294．尽管争议发生在刑事辩护环节，但就行政违法行为的效力来说，问题仍然是一致的。黄全：《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之批判》，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6期。本案申诉人夏托华斯是一位黑人牧师。下面尝试提出几条意见，以待具体案例的检验。

[55]例如，辛芙萌诉中国药科大学颁发毕业证书案，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决书，（2007）鼓行初字第7号（确认被告向原告颁发的毕业证书无效）。[33]《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4条第5款规定：行政机关可随时依职权确认（行政行为）无效。[32]参见前引[2]，罗豪才主编书，第133-134页。相关规定，参见《人民警察法》（1995年）第32条、《公务员法》（2005年）第54条。

一些部门和地方也规定，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只要对它的效力范围加以适当的限定，不妨继续使用。

此外，处在行政系统中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原则上对上级指令有服从的义务。所以，司法解释触及了无效行政行为的一部分情形，但还留有相当的空白。

公民基于行政行为的藐视而直接抗拒，与行政复议和诉讼一起，构建起多元的权利救济途径，更充分地体现了宪法所宣示的保障人权精神。一个无效行政行为不产生公定力，这一点在奥托·迈耶的论述中已见端倪，问题只在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情形和法律效果。他也可能阻碍行政行为的实施，例如拉扯民警不让其取走刚刚播放的黄碟。二、大陆法上的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与拒绝权中国法学界对公民拒绝权问题的讨论多是继受大陆法的学理。[74]参见崔卓兰：《论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抗拒行政违法行为的人，也不一定知晓相关的法律规定。

法院还指出，坚持这一原则是防止干扰行政过程的需要。在法官看来，这是一个不存在疑义的问题。

（三）违法命令和违法逮捕美国州和联邦法律授予一些行政机关强制性的权力，例如卫生官员人室检查、海关官员扣押物品。德沃金争辩，那些拒绝征兵的人应当判决无罪，理由不是征兵法本身违宪，而是它的效力值得怀疑。

除了前述主要针对农民和企业的三乱，行政机关的违法检查和调查也是法律对拒绝权的规定比较密集的。[14]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1 -7页。

对于拒绝权行使必要性的认定，在成熟的规则形成之前，在具体案件中予以具体考量也许是最好的办法。有多部法律提到，在特定情形下行政机关所颁发的证书、所授予的权利、所给予的减免、对公务员的任命等无效。国务院当年还发布了《禁止向企业摊派暂行条例》。本文引用时，作者做了文字改动。

从正面来说，公民抗拒行政违法行为不但保护自己权利，也有助于遏制行政违法。然而，法院认为，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不应当被不分情况地盲目适用。

前引[5]，叶必丰书，第85页。中国地震局《地震行政执法规定》（1999年）第20条（不按规定表明身份的，当事人有权拒绝检查和处罚）。

但至少在理论上，无效行政行为理论缓和了公定力的刚性，也给了公民违抗的权利。[63]这些规范性文件虽然没有直接肯定公民的拒绝权，但这些禁令要得到有效实施，当事人的抗拒在特定情况下是必要的。

（4）行政人员在实施强制措施过程中严重侵害善良风俗和人格尊严的。（一）承认公民拒绝权的意义在近年中国法学界的主流观念中，公民在行政机关面前不再是附属、被动的被管理者，而成为独立、能动的法律主体。依据该解释，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当事人既不履行也不诉讼，行政机关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渊源于大陆法学理的无效行政行为理论，没有为公民拒绝权提供一个完全对应的分析框架，不应把两者简单对接。

法律对拒绝权做了规定的，也不意味着实践上就没有疑义。很快，游行队伍遭到警察阻止，夏托华斯被逮捕。

然而，把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与公民拒绝权进行简单对接也是有问题的。它包含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一方面，要尊重公民对法律的判断，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74]本文的讨论则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公民对法律的判断权应当受到一定的尊重，他基于自己理解而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藐视应当得到一定的宽容。鲜铁可、周玉华：《论妨害公务罪》，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6期（执行职务必须是合法的，具体标准由法官根据公务员执行职务时的情况作出客观判断）。